文
魏兰柱（原二炮文工团曲艺队队长）
我在二炮文工团干了一辈子，大家都管我叫“魏姥爷”，可能是因为从来没年轻过的长相，都知道我从来没个正形儿，小眼儿一眨就是包袱儿，大嘴一张都是段子，不管台上台下我总会逗得大家前仰后合。相声和快书我写了不少，可让我写文章，说心里话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铆足了劲儿还想甩上几个包袱儿，但不知怎么的，说什么也逗不起来了……
当年，还是小姑娘的我奶奶在逃荒要饭的路上和家人走散了，一个要饭的看她可怜，就把我奶奶收养了，这个人会弹弦儿，我奶奶就跟着他学唱山东大鼓，乞讨生活。我奶奶心灵嘴巧，很快就在当地唱出了名气，提起“盖京南”“镇山东”，老百姓口口相传家喻户晓。我奶奶非常珍惜这份本事，又传给了我父亲、我姑姑、我叔叔，我们家成了一个曲艺世家。特别是我父亲，他有很多名号，如“弹破天”“一百能”“吸铁石”，这些都说明他在当地的才气和名望。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威县就以我们家为班底成立了自负盈亏的“河北省威县坠子剧团”，我从小就是在剧团的舞台上长大的，四五岁就跟着大人们学习山东快书、快板、坠子戏等。
在我十二岁那年，当地行政区划发生变动，我们剧团被解散，当年千辛万苦攒的那点唱戏的家当成了别人东西，身无分文又无处可去的我们只好回老家种地。回老家以后，没有粮食，没有住处，非常困难，全家人天天饿得前胸贴后背。父亲不在家，我的小肩膀就挑起家里农活的重担，爷爷奶奶心疼得不行，但也没有办法。可以说，全家人跟着曲艺吃了不少苦头，也伤了不少心，再加上当时的大环境，“老书”不让说，“新书”又没人听，实在是前途渺茫。这时正好部队来招兵，这下可算见着亮了。
年，我正式入伍，成为了二炮某工程团的一名工程兵战士。按照奶奶和父亲的嘱咐，我每天坚持早起半个小时打扫卫生，给班里人打洗脸水、挤牙膏等，休息的时候去掏大粪、整菜地，反正是脏活累活抢着干。我三个月入团，十个月入党，年年“五好战士”，两年半提干，也不知哪来的这股拼劲儿。
我当时在某工程团八连，任务就是打坑道，那个年头也没什么机械，基本上全靠人力，天天在山里闷着头干活。部队教育我们，我们的工作属于国家秘密，不能给外人说我们是干什么的，再是英雄也不能宣扬。打坑道不仅辛苦，还很危险，塌方伤人是经常的事。我们单位有一个姓屈的战士，为了救战友，危急时刻，把战友推到一边，自己被掉下来的石头压住了双腿，最后全连用了六个千斤顶才把他从石头下面救了出来，命虽然保住了，但双腿被截肢了。这一幕给我们这些刚到没多久的新兵狠狠地上了一课，一方面觉得战友之间这种生死相托的感情让人很感动，另一方面感到工程兵确实很危险，要时时处处小心谨慎。
当兵第二年，我遇到一次比较大的险情。连队驻地连续下了几天雨，有一天雨势突然加大，山上就发起了洪水，顺着山坡，漫过河沟，直接冲到我们驻扎在山脚下的营区，连里干部指挥我们往山上跑。连队前面的场坪上堆放着我们做的水泥盖板，坑道施工马上要用，洪水下来被冲走了一部分，营长急得不行，等洪水稍小一点，他准备组织几个水性较好的人越过河沟把剩下的水泥盖板用绳子固定住。当时我们连的通信员报名参加，营长问他：“你会水吗？”他肯定地说：“我会！”后来才知道他不会游泳，只是着急抢回部队的财产。他跟在营长后面，刚一下去就被洪水卷走了，营长在水里扑腾了几次也没拉住他，三天后才找到尸体，我们就这样站在山上眼睁睁地看着战友牺牲了。
我们工程部队的人常说，在一起打过坑道的战友都是过命的交情，这话一点都不假。到现在为止，我们原工程团的一些老战友每隔两年都要组织一次，到当年打坑道的地方给牺牲的战友扫祭，给他们点根烟，敬杯酒，陪他们说说话，他们永远是我的兄弟，不管走到哪儿我都不会忘了他们。
工程团要成立宣传队排“样板戏”，一翻我档案，嚯！全家都是搞文艺的，就瞄上了我，把我调过去当了队长。从小我们家就是一个小剧团，我们村里就排过《沙家浜》和《红灯记》，我是演着李玉和、郭建光长大的，到了宣传队，一个亮相就把导演给震了，“郭建光”演了一年多反响很不错，给团里争了不少光。随后，军一级演出队也瞄上我了，工程团不想放，记得还是部队首长刘友光政委亲自发话，直接下的调令，我才调离了工程团。没多久，二炮组织业余文艺汇演，我们单位的章小招、刘炳才还有我，共五六个人就被留在了北京，从年开始了我在二炮文工团四十多年的工作和生活。工程兵这段经历，直到今天还是我和文艺界老伙计们“吹牛”的资本，是我一生的骄傲。
机缘巧合，我在文工团干过话剧队队长、歌队队长、舞蹈队队长、曲艺队队长，在咱们文工团的历史上仅此一人。我们这些基层的文艺骨干调过来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战士，我是为数不多的干部之一，所以就直接安排我当了话剧队队长。我跟领导说：“你安排我当话剧队长，这话剧队也没人呀。”领导说：“就是因为没人才让你当队长，负责招人。”就这样，我和甘肃来的黄厚德一起负责话剧队的招生工作。一次，我们准备从外地招收汪育文，他表演很好，政审也很顺利，但是解决不了两个儿子的北京户口，孩子留在老家又没人管，这个问题不解决汪育文就招不成了。我就找派出所，找民政局，找到北京市政府，给人家解释这个特殊情况，反复跑了几趟，最后市政府特殊情况特殊对待，这个问题才算解决，为文工团引进了人才。
因为我有招生和管理的经验，话剧队步入正轨以后，我就申请到舞蹈队、歌队当队长，帮助他们搞招生、抓建设，但从我内心深处来讲，我是搞曲艺出身，还是想搞曲艺专业，但当时曲艺上没有人，建不成队。随后，我们招了贾冀光和马政，成立了一个曲艺小组，我到哪儿这个小组就跟到哪儿，我在舞蹈队当队长他们就到舞蹈队，我到歌队当队长他们就跟到歌队。后来，随着曲艺人才的增多，才正式成立了曲艺队，我也到曲艺队当了队长，这一干就干到退休。
我刚到文工团有两个大难题。一个是不会说普通话。我是说山东快书出身，一直就是山东腔，贾冀光来了之后，团里安排我和他一起说相声，山东腔没法说相声呀，这可真苦了我喽，天天早上起来读报纸，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算过了普通话关。没想到，我们俩一配合，大火，在全国也有了点名气，演了不少像《反正话》《您说哪家好》《我爱山沟美》《新风布店》《模范班车》《出口成章》等深受大家喜爱的作品。后来，我和贾冀光因种种原因分开了一段时间，但我一直很怀念那段合作的时光，是他让我拓展了艺术领域，成为山东快书、相声“两门儿抱”的曲艺演员。
年3月，团里录制《心中的歌》，我和老贾受邀参加拍摄，老友相见感慨万千，老哥俩相互鼓励合作过，共同进步大火过，吵吵闹闹分开过。今天的老贾年过八旬，坐在轮椅上，我也年近古稀，腰弯背弓，可当我推着他走到舞台中央，灯光亮起的一霎间，突然觉得我们还是当年那两个年轻的小伙儿在一起说相声，我看到老贾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也哭了，只是没让老哥哥看见。
二是会说不会写。我从小跟着家里人学曲艺表演，满打满算就上了两年学，没认得几个字。来文工团之前，在基层业余演出队主要是表演，创作的少，这个短处也就不明显，但是文工团是专业文艺团体，每年不仅要到基层慰问演出，还要参加全国全军各种高规格的比赛，不会创作，没有新作品，肯定是不行的。常常是想法很多，就是落不到纸上。没办法，从头开始学吧，笨人老办法，走到哪儿都带着本字典，找一些作品集，一个字一个字认，一句话一句话背。我的文字功底就是那个时候练下的，现在能坐下来写下这篇四五千字的文章，当时想都不敢想。
有了文字基础，我就鼓捣出一个山东快书《三排长》，参加国家文化部组织的文艺比赛，拿了个创作、表演双一等奖，拿这个奖还经历了不少波折。在参赛之前，《三排长》这个节目我已经在部队说了一年多了，官兵反响还不错，自己也有点信心。没想到报到全军后，有四个“撞车”的，连题材也撞，都是写排长谈恋爱的；形式也撞，都是山东快书。千辛万苦才把他们几个比下去，最后总政在审查的时候，因为拿不准这个题材，《三排长》就被刷了下来。团里也没及时通知我，直到我准备好了服装和道具，买好了火车票，马上就要出发了才跟我说，弄得我尴尬得不行。第二年，总政又在各大单位选节目参加文化部的比赛，我就没再报这个节目，领导在审节目时对那些报上来的节目不太满意，末了，一个领导说：“你们二炮有一个《三排长》挺不错的，今年怎么没报？”团长问我，我说：“去年都把我扒拉下了，再报不就没意思了。”团长说：“去年扒拉下来，今年不一定不行啊。”我当时都没带板儿，还是借的空政文工团的板儿，现场来了一段《三排长》，评审的领导一看挺满意，但还是有点拿不准这个题材，不敢拍板。怎么办？他们说，这样，你跟着去，作为解放军代表队的一个预备节目，必要时顶上去，没必要就算了。没想到后来我还真顶上去了。比赛那天，我因为去年报送节目夭折，今年又是预备节目，拿奖的信心也不是很大，心里也没多少想法，在台上说完扭头就走，没走两步，台下“哗”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舞台监督在后面追我：“回来，回来，你谢幕！”我一听，掌声还没断，赶紧跑回来谢幕，掌声又起来了，我一想坏了，我没准备返场的节目，就一边打板儿一边想，说了一个学雷锋的小段儿，这才让我下台。《三排长》最后获得双一等奖，这是我在全国拿的最高的奖项，也是我最荣耀的时刻。
要说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下部队演出了。我是当兵出身，每次看到基层官兵就觉得特别亲切，特别喜欢为他们演出。光西南前线慰问演出我就去了三次，一次是军队组织的，一次是国家文化部组织的，一次是中国曲协组织的。有一次，上台前我左边脸上被毒虫咬了一下，刚到台上半边脸就失去了知觉，也肿了起来，看着台下那些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战友们热切期盼的眼神，我也不能下去呀，就硬撑着演完才下场。第二天，报纸上登出来，“魏兰柱被毒蛇咬伤依然坚持为兵演出”，毒虫变毒蛇，弄得我那段时间走到哪儿别人都问我毒蛇咬伤的事儿，害得我每次都得费力给大家解释。
还有一次，我们到中原某部队的一个营演出，营房是一个口字形，中间是空场，四周是回廊，回廊是舞台，空场就是观众席。一个节目没演完，下雨了，战士们淋着雨却热情不减，可我心里挺别扭，找到他们领导说：“能不能让战士们到廊子里观看，我们到空地上去演。”部队领导坚决不同意，说你们是远道而来怎么能让你们淋雨呢。我说：“我们是来服务的，战士们盼了一年才看到我们的演出，怎么能让他们淋雨呢！”部队领导还要坚持，我说：“我们演一个节目也就淋七八分钟，官兵们看一台节目要淋一两个小时，还是这样划算。”看我态度诚恳，他们也就同意了。这一次演出我们和战友交换了场地，更用我们的真心交换了战友的真情。
创作、演出，演出、创作，简单又充实，我在文工团这四十多年就这样过来了。
刚退休那会儿，每天还是往文工团跑，有时下楼散步，转着转着就转到文工团门口了，进去吧，大家都在那儿忙着，怕影响别人工作，不进去吧心里痒痒。去得多了，大家都对我说：“魏姥爷，你这都退休了，不在家享清闲，老往这儿跑干啥？”我开玩笑说：“看看你们这些小崽子们有没有把我种的花花草草养死。”嘴上这么说，其实我心里知道，对我来说文工团不是一个单位，是我的家，是我的全部。四十多年，一切早已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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